明朝初期四方来朝,番邦国中占城为何比其他国家热情（番邦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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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爪哇国？拿它打比方是什么意思啊?
爪洼国：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唐朝时，一度为佛教国家。
比方：因远在海外，迷迷茫茫，故多借指遥远虚无之处。
中国僧人法显和义净漂洋过海来过爪哇国，他们九死一生只是为灶租渣了信仰，或者证明信仰。在唐代以前的中国，人们认为，爪哇国是一个莫须有的国度，和陶君笔下的桃花源一样。比如人们将某件事托付于人，受托者因忘记没有给办，便会解嘲地说早已忘到了爪哇国。
拓展资料：
爪哇岛（印尼语：Jawa、英语：Java），位於印度尼西亚，南临印度洋，北面爪哇海，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则位于爪哇西北。古代称呼“耶婆提”（Yavadvipa）。
爪哇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全岛面积126,700平方公里，人口1亿2400万 (2005年)，密度隐悄高达每平方公里981人。
爪哇文化、语言，在很大程上受到了南亚次大陆语言文型肆化的影响，很多历史遗迹都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佛教圣殿遗址婆罗浮屠鼎和布兰班南印度教神庙(Prambanan)。
爪哇是一个岛的名字，属于印度尼西亚。但是在历史上，爪哇曾经是一个国家，19世纪沦为荷兰殖民地，二战后与印度尼西亚一起独立，并且并入了印尼。
参考资料：爪哇国 百度百科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 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变化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
——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前期的特征：闭关锁国，这个阶段的闭关锁国使中国长期与世隔绝，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鸦片战争以前）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
明朝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朝前期，君主专制统治加强，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强盛。明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出现张居正改革；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标志着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明朝后期，政治黑暗，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爆发了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清朝前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清统治者采取了摊丁入亩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这一时期，清朝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明朝和清前期的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几部总结性科学著作；在学术思想方面，在理学和王学盛行的同时，反封建的思想也在成长；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西方传教士来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明清前期的世界形势和当时中国封建王朝对外政策。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英、法、美等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并企图打开中国大门。而这时清朝已开始走向衰落，企图以闭关自守来延续封建统治，致使中国失去了18、19世纪赶上世界工业化潮流的机会。
清朝前期疆域的巩固。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文治武功最盛的时期，史称“康乾盛世“。这三朝皇帝尤其是康熙帝，最大的政绩便是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规模。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四个方位说明清政府乱睁脊采取的措施，了解清朝前期疆域是如何巩固的。
明清前期的学术思想。可分以下几方面叙述：（1）总的来说，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2）明朝中期，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王学出现，对冲哗渗破思想禁锢起某些作用；（3）明朝后期李贽公开反对理学和封建伦理道德；（4）明末清初出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他们都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5）清朝思想家戴震对程朱理学进行深刻批判；（6）由于清朝屡兴文字狱，许多学者从经世转入避世。到乾嘉时期，考证学盛行，形成乾嘉学派。
明朝与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情况比较
明朝和清朝前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朝代，国力空前繁荣，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明朝初年先后七次的郑和下西洋活动，宣播了明朝天朝上国的优秀文化和繁荣社会，同时也使南洋以及周边各国纷纷臣服于明皇，派出使臣率商队到中国纳贡明皇。“四夷来王，万国朝宗”的国际地位中，明王朝盛极一时；继明朝之后的清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前期社会一片欣欣向荣，虽没有明王朝初期那样的外交盛况，但也出现了“天朝上国，物产丰盈”的社会形势，综合比较来看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外界的商品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贸易规模和范围比以往都要大。
明朝和清朝初期基本处于14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前期，奥斯曼帝国兴起，帝国对过往商人收取重税，阻断了东西方的通道。欧洲各国黄金、香料价格陡然上涨。为了物质财富和寻找到“东方的基督教国家”共同对付奥斯曼人，欧洲的航海家门在黄金、香料和狂热的宗教理想驱使下，拉开了发现新航路的序幕；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欧洲各国需要更大的商品市场，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战略目标。各国相继进入殖民主义时代。
这一时代中国正处于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刚刚经过了郑和“七下西洋"、"万邦入朝"的盛世，周边国家甚至远在南亚的国家纷纷归附，开创了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外交盛世。后来的清王朝在“薄徭役，轻官税”的政策指引下，迅速拜托了明朝末年的社会危机，发展了起来。
这个时期的中外商品交往中，官方贸易在商贸往来中占到了主要地位，民间贸易虽也有，但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官方禁止，总的贸易趋势是：明朝呈现开放——禁止——开放的趋势，清朝前期则呈现禁止——开放——禁止的趋势。两朝代海外贸易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明朝后期开放的政策,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化, 使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时期封闭的政策, 把已进入世界市场近代国际贸易竞争的中国商人置之死地, 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早宏, 逆转了中国明末的社会发展方向, 返回了封建的老路。
明朝时期政府实行贸易的双轨制度，将贸易分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明初政府颁布禁令“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原因是政府考虑到沿海居民的胡作非为“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者居十七”。但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十分兴盛“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前来朝贡的国家据《皇明祖训》记载有十几个，分别是:渤泥、暹罗、古麻刺、真腊(柬埔寨)、、占城、苏门答刺、锡兰(斯里兰卡)、苏禄(今菲律宾西苏禄群岛)、古里(印度半岛西端)、古麻刺(菲律宾棉兰老岛)、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满刺加(今马六甲)、柯支、扶桑（今日本）、琉球、朝鲜等。每次使团前来带来的也都是该国的贵重礼物，但因生产力低下物品质量都不怎么好“进贡之物......大都草率不堪,甚者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明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的物品价值往往超过对方数倍。到清朝政府考虑的就更为实际了加之清初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 寥寥无几, “朝贡贸易”的国家只有中山、日本、安南、苏禄、朝鲜、真腊、缅甸。清朝对各国“进贡”的安排做了具体规范“朝鲜一年一贡，中山两年一贡，苏禄五年一贡，安南三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朝贡贸易”在清朝只是一种官方的礼节来往，没有太大的意义。另外贸易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明朝的贸易内容主要是“缯、帛、靴、帽之属”，到清朝内容开始涉及到“金、银、瓷器之属”。
明清两朝陆路的贸易伙伴也有很大变化，主要原因是明朝北方蒙古和各少数民族部族当时还比较独立，并不在明朝的统治之下。为了获得战马这一重要资源，明朝在西部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了“茶马互市”，贸易规模还很大。当时的官方记录就有：洪武十五年“秦州、河州茶马司......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洪武三十五年“上命景隆赍金符往西番茶易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单从数据就可看出贸易的量巨大。到清朝满洲人与蒙古人结盟，清政府开始直接统治北方的蒙古族、突厥民族、匈奴民族和当地的通古斯人。所需要的物品由政府直接征用，西北部的贸易对象减少，后来俄国吞并中亚，清政府的西北部贸易对象变为俄国，贸易的内容不再只是传统的马匹和兽皮，涉及到了贵重金属金、银、铜、锡以及俄国的工业产品布料等。南方丝绸之路因为水路交通的便捷到清朝也逐渐消失，不过因缅甸的统一，清缅战争的结束，中缅交易的规模日渐扩大。
明朝时期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隆庆开禁”开禁后，漳州月港开放，明朝政府为月港制定了规范的税收制度，当时规定出入港口的船舶必须到海关登记，详细的上报船只的大小和所来自的国家和所往的国家以及货物的种类及数量，政府收取“引税”“陆饷”和“水饷” 。外商由海防官发给“商引”, 每引应征税若干, 称为“引税”, 也就是一种许可税。“水饷”收税以船只尺寸为标准，规定台湾方面船只,“每船面阔一尺, 征饷五钱”, 西洋（占城、暹罗、满剌加）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 每尺征饷五两, 每多一尺加银五钱”，属国船只缴纳西洋船只费用的七成即可。 “陆饷”收税数额“每货值一两者,税银二分”也就是货物价值的2%。另外对来往吕宋的船只收取“加增饷”附加税。这种制度不同于以前的抽分制，更好的起到了防止官员与商旅勾结偷税漏税的作用，在我国税收制度上迈出了一大步。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税务监督机构“督饷馆”，政府在全国各省每年选派官员一名到港口轮流负责征税，这种税收制度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政府在广州和澳门的管理制度。1571年开始在广州实行新税制，同月港一样都是以船的大小作为税收的标准，政府规定：西洋国家（占城、暹罗、满剌加）的船舶收取10%的关税，但在占城再三申请下，税额降为7%。 附属国的关税除吕宋外均收取2%。如果朝贡国家的国王、王妃亲自前来朝贡，则先抽50%的货物的货物税，交易后再抽取剩下的20%的货物的税收。货物由官方直接收购。船进入港口后，即全部封舱，缴纳货物税后再经官方检查，之后才准开舱贸易。在澳门设有市舶司专门征收进口税和停泊税,以船的大小为标准来确定税额。市舶提举或其委派官员不定期的上船进行丈量, 依据船的大小收取停泊税。
清代只有广州口岸长期开放，税制也“沿明之习”，“牙行”逐渐发展成“三十六行”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发展成了独立的贸易机构——十三行“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 令牙行主之, 明之习, 命曰‘十三行’”。清代政府的对外贸易实行官民共同经营的方式建立了专门的“行商”制度，贸易货物要通过“行商”，贸易过程中出现问题要交涉也要通过“行商”。行商由一般的商人充当，政府给“行商”颁发证明文件“给帖”，外船到港口后船只不得任意停泊，官方派“引水”引领外国商船到指定地点停泊，由“通事”检验货物后再缴纳税额，“买办”代表政府收购货物。外商在中国购买的货物到港口后照样需经过验照纳税、出示单据等证明文件程序，通过“保商”证明，方可出境。
明朝海禁解禁以后走势活动十分猖獗，走势物资集中地“风回帆转, 宝贿填舟, 家家赛神, 钟鼓响答, 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甚至官商勾结“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政府出台了一些列法律予以禁止。《大明律》中记载“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动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大清律例》则记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相比较而言明代的禁令要宽松许多，主要打击的对象是走势活动侧重于私通海盗的人和与倭寇交易的人。而清朝则是出于对汉民族的不信任，担心海外的明朝势力利用沿海居民威胁其统治。法律的限制标准方面明代侧重于对货物的限制，人数一般比较宽泛“凡走东西两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清朝的限制侧重在人数上“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名，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其原因还是不信任汉民族，担心汉族海商与海外反清复明势力联合破坏其统治根基。总的来看明朝的禁令偏重于防外敌，而清朝主要目的则是防政敌。
明末的开禁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进一步繁荣，手工业及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市场开始在“开禁”带来的繁荣中孕育。但清朝政府没有继续遵循这一时代潮流，保守的“行商”“保商”贸易制度不仅没能有效打压猖狂的走私活动，还影响了商品流通，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东南亚的移民浪潮从元代开始就已成规模“闽人以其地近……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代移民的手工业技术十分发达，连当时欧洲殖民者都十分赞叹，在描述吕宋的都城时一位欧洲探险家这样写到：市场之中，百业皆备，无游手偷闲之人，所造物品，间有胜过西班牙运来者。塑像亦佳，垒马尼拉各礼拜堂所供奉之神像，都是华人铸造的。去当地的一位明朝使臣描述一位华人手工业者时也这样写道“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明朝时期的移民大多以经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一些明朝初年的移民还成为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王或重臣“奠太公玖……投真腊国为客，……王悦而许之，署为屋牙......”到清代华侨到东南亚基本上是经商或者采矿“皆采锡，闽粤人到此采锡者甚众。”
明朝时期政府对华人华侨基本上实行保护和劝其返回的政策“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而到清代，清政府以他们是“叛国逆子”“弃祖宗之庐冢于不顾”的逆子为由，限制沿海居民于他们交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这些人的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明朝人，不愿服从满人的统治。
当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一说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这两种看法，即“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和“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获取海外朝贡、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紧张、探求从海路到达麦加的可能性 、迎取佛牙 等说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2-3]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然而，关于郑和船队的航海目的、航行范围等史实以及对七次航行的评价，仍存在争议。
扩展资料：
政治背景
郑和下西洋前的明王朝，是一个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明成祖的强势统治下，其内部局势相对稳定，国内政治相对清明。
在外部政治形势方面，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的威胁大为减轻。此外，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顷培碧祖发动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中如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经济背景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雀举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科技条件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郑和下西洋
古代中国为世界外交提供了哪些范例
秦汉时期：国与国之间互送质子；消弭大会。政治和亲政策（特别是汉朝）
隋唐时期：周边各国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亲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鉴真、玄奘出国 册立西域各国
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
具体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每年都有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兴旺景象。
在中外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各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进行封赏。但在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和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外交往来中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他对前来朝贡的外国，不仅回赐国王，还赏赐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厚礼，往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穗迅，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作珲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未有根本的变动。
(三)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朱元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特地撰写“祖训”，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四方诸夷，皆阴春族银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扒宴、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着，这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名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兵戎相见，经过三年激烈的争斗，明成祖朱棣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他一方面采用铁的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处处“格守祖训”，事实按照祖宗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同时采取种种“宽仁”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明成祖在内政外交上必然继承太祖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训，继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患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父子两代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逻、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国，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较明太祖时期为高。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赍敕往谕，宣传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为显著，凡使臣所至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总之，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据统计，从永乐元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即有61次，占总数38.77%；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为318次，占总数45.82%；可见永乐一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这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外交政策的开拓发展
1、放宽海禁，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太祖后期曾厉行海禁，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结果使沿海人民断绝了衣食来源，不得不铤而走险，“连结作乱”，后患无穷。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内。但自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即逐步放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上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谕中宣称：“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却对外国贡使携土物贸易网开一面。朱元璋曾取消专门人事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并屡次却贡。而明成祖则在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贡使违反明王朝禁令，私运兵器到宁波出售，朱棣却以贡使远来，带货以助路费为由，免予惩治。
此外如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税优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国商人纷纷随贡使来华贸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牟利。
正是由于明成祖放宽海禁，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因此终永乐一朝西洋共有30余国与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两次出现古里等17国、19国齐来朝贡的壮观场面，其中一镒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
2、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这一壮举所以能在永乐年间出现，并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是与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分不开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乐年间。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实录》，就可以看到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主使人选的确定、远航舰船的制造直到下西洋人员和太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明成祖无不亲自过问，作出批示。而郑和使团每一次下西洋的具体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无不由明成祖亲自宸断决策。
如永乐四年(1406)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生擒海贼陈祖义等三人，械至京师，明成祖亲自下令：“命悉斩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对四邻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擅杀郑和使团官兵170余人。在郑和多次义正词严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畏服，愿以黄金六万两谢罪。但后来仅付黄金一万两，尚有五万两无力支付。明成祖对这一事件处理十分高明。他既对爪哇西王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申斥，同时又从实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其无力支付部分，予以宽免。
他在上谕中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讨，所贡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并赐之钞币，这样处理，既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性，又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给予宽大豁免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与爪哇的关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此，年年朝贡不断。
三、三保太监郑和踏实执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明朝政府与亚非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放的符合客观情况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因为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显示中国富强，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扫除东西方海上交通障碍，重建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安定的局面。作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负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终其一生为完成睦邻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奋斗。分析郑和的外交活动，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宣德化、柔远人，开诏颁赏，遍谕诸国，宣传明王朝强盛，争取各国来朝团每到一地即宣读大明皇帝的上谕，并通过贸易与赏赐给所在国君以实惠，与所在国确立友好的宗蕃关系，并争取他们到中国来朝贡。由于郑和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显著，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团随和朝见。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满刺加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有暹罗、占城等国皆因“郑和使其国”而贡象及方物谢恩……短短数年间，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节到明朝朝贡。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元首还携家带口亲来中国访问，至今尚有其后裔留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正是由于郑和及其使团坚决贯彻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方针，打通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从而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四夷君长执荩献琛顶踵相望”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庭”的盛况，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亚非各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充分张扬了明王朝的国威。
(二)析矛盾、解纠纷，保进西洋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明初，东南亚各国矛盾重重，争斗不息。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屡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齐；暹罗强近满剌加年输金40万两等。此外，苏禄与渤泥之间，老挝与真腊之间也不时发生战争。南亚的锡兰国更自恃“强大”，经常制造事端，谋求向外扩张。各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协助解决这些国家的矛盾与争端，也就成为郑和使团的一项外交使命。
郑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双方之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争斗的利弊、得失，并以明“天朝上国”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那些一贯以强凌弱的“大国”，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罅他们的狂妄行为。
如爪哇屡次侵犯三佛齐，三佛齐向明朝政府寻求保护。郑和知悉后，屡次与爪哇东、西王交涉，劝谕他们应与三佛齐和平共处。后来，狂妄的爪哇西王吞并了东王的土地，并杀害了正在进行和平贸易的郑和使团170余名成员，郑和对此十分气愤，曾兵临城下，严词责，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谢罪”。但郑和船队刚走，西王又擅自毁约，引起四邻的恐慌。
于是，郑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时对爪哇西王予以严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并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亚烈加恩等献黄金万两谢罪”。象爪哇西王这样侵略成性、反复无常的蕃国之君，在郑和既施之以威，又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的情况下终于幡然悔悟，不仅逐步改善了与其邻国的关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关系，此后年年朝贡，从不间断。此外如由于郑和的多次调解，促使暹罗放弃了对满剌加的侵略，并使两国和睦相处长达百年之久。
(三)兴贸易、弘宗教，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不仅是送往迎来的礼宾活动，也不只是唇枪舌剑的政治谈判，它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与亚非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贸易是建立与亚非各国友好宗蕃关系、招徕朝贡的基本方式；此外还开展“互市”。据《皇明四夷考》(阿丹国)记载：“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所谓互市就是到被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做买卖，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仅与各国的官方进行，而且深入到民间私人，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携带大批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果鲜品等货物送货上门，深受海外各国官民的欢迎。“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郑和宝船一到，倾国轰动。
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蕃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这种互市贸易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而当郑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如大象、狮子、鸵鸟等。
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如充作军饷、官俸等，因此，郑和船队所开展的国际贸易不仅满足了各国人民对中国货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创造的财富对国用的充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它所带回的“夷中百货”也有利于满足中国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者为多。有人曾就郑和出使的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为：一、专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个国家，其中暹罗、真腊、锡兰山等国佛教徒占国内居民总数的90%以上。二、专门崇奉伊斯兰教的，有满剌加、苏门答腊、祖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旧港和古里等3个国家，共有15个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在这些国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维系感情的纽带。郑和出身于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对他出使任务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人民接触，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感情，这对密切明王朝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加强合作，敦睦邦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化顽梗，除凶顽，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
任何外交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活动，外交斗争的胜利往往要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尽可能运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事情并不按照郑和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强大”，袭击郑和船队；有的海贼拒不降服，反而“潜谋劫官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郑和虽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他凭借郑和船队的强大实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终取得胜利。并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武装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谈判，促进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诉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贼陈祖义，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虏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生擒叛乱分子苏干刺。这三次战役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对待这些凶残的国王、贼、郑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谕之”，只有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梗不化的情况下，郑和才被迫“整兵提备”、“出兵与战”，遵循自卫自主的原则，予以反击。
二、奇兵突出，战果辉煌
郑和在指挥战斗时，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往往出敌不意，奇兵突出。如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屡次抢劫往来使者，甚至发兵五万谋劫郑和。郑和在忍无中忍的情况下，出奇计率兵二千从小道乘虚攻占其都城，终于生擒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取得辉煌的胜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驻守
郑和军队在获取胜利后，并不占领有关国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驻守，仍然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与各国的争端。或另立贤者为国君，如锡兰；或诛杀叛乱分子以求稳定局势，如苏门答腊。因此，当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时，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
正因为有郑和这样的和平使者和他统领的强大军队，才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德，贡使载道。”总之，郑和下西洋踏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郑和的光辉业绩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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