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毅孙文什么关系（犬养毅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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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孙中山与他身后的四个日本友人
• 2、孙中山有几个女人？
• 3、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
• 4、国父与日本关系

孙中山与他身后的四个日本友人

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们看零散的书，总会闪过下列词语——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宫崎寅藏、黑龙会……——语焉不详，躲躲闪闪。

平山周:为孙文取名“中山樵”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即孙中山)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用过很多的化名，其中绝大多数不为人知，惟有“孙中山”竟喧宾夺主，以化名取代本名而广为人知。而更有趣的是，起这个名字的不是孙文本人，而是一个叫平山周的日本人。

data-filtered="filtered" 平山周

平山周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冈，19世纪末参加日本秘密社团，投奔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门下。当时的日本 *** 担心清 *** 恐怕难以维持，为未雨绸缪，决定预先调查中国的革命力量，犬养毅于是推荐自己门下的宫崎滔天、可儿长铗、平山周3人从事此项工作。平山周等人拿着日本外务省拨出的专款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只好求助回国述职的日本驻伦敦武官宇都宫太郎。宇都告诉他们，要了解中国革命，只要找到孙文就清楚了。

经过伦敦蒙难，孙文在国际上名气大盛，但平山周3人对孙文却闻所未闻。在前往中国的船上，平山周从报纸上看到“孙逸仙”的名字，便推测可能就是孙文。到中国后，平山周专门买了一本《伦敦蒙难记》，了解孙文的一些简单履历。

此后，平山周踏上寻找孙文的行程。他先到澳门找到一个名叫山本的日本人，在山本的介绍下，平山来到香港和华南等地，结识了一些维新党人。此时，宫崎滔天与中国在日的革命党人开始交往，他对回国的平山说，只要到横滨问一问陈少白，就知道孙文的消息。于是两人就去横滨拜访陈少白。在登门拜访时，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们说，陈少白到台盯稿唤湾去了。在与此人交谈后，他们尝试着问他是否知道孙文的消息，没想到这个人笑着说:“我就是孙文。”于是三人都笑了起来。

平山周将孙文介绍给犬养毅后，就陪孙文去找旅馆。在一个名叫“对鹤馆”的旅馆，平山替孙文代笔登记住宿。当时孙文处于流亡之中，不便公开身份。登记簿上填什么名字呢?平山突然想起刚刚经过的一家叫“中山侯爵”的府第，于是就在登记簿上写下“中山”两字。中山在日文里只是姓，那叫什么名呢?就在平山踌躇之时，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下面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称自己是中国的山樵。

就这样，孙文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革命党人称呼其为“中山先生”，有时在前面加上姓。于是“孙中山”就成为孙文的另一个名字。“孙中山”广为人知，大概是平山周所料想不到的。

此后，平山周成为孙中山的密友，长期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1931年，他被中国国民 *** 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聘为顾问。

山田良政:为中国共和献身

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中，日本友人积极参与。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个牺牲的日本人，被孙中山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data-filtered="filtered" 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186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武士家庭，曾参过军，退役后在台湾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在东亚同文会从事文化交流和情报搜集工作。在此期间，山田思想越来越激进，认为中国应当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与宫崎滔天关系密切，并通过宫崎结识了孙中山。

1900年，孙中山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郑士良作主将、日本人日南为民政总裁，南万里(即平山周)为副手。当时宫崎滔天等人感到日本同志力量太小，决定动员包括山田良政在内的同文书院的师生参与。宫崎认为，山田等人“都是爽快的男子汉，一呼，他们就会同行的”。

10月8日，郑士良率600多人在惠凯凯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在清军的围攻下，起义军很快就因为弹药不足陷入困境。郑士良向孙中山请求帮助，孙中山希望台湾总督府帮忙，于是让起义军从惠州向厦门方向突围，山田的职责是接应惠州起义部队北上。

就在山田忙着准敬枣备时，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伊藤博文重新上台。伊藤一上台，便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孙中山一枪一弹。10月20日，山田抵达惠州起义军营地，22日在随军突围过程中，因为迷路被清军抓获，惨遭杀害，时年32岁。

山田的战死令孙中山悲痛万分。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不仅评价山田是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位外国义士，而且在民国8年特意撰写纪念碑文，称山田“其人道之牺牲，亚洲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其志不朽矣”。

宫崎滔天: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

宫崎滔天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97年9月，宫崎与平山周在横滨陈少白的家中见到孙中山，最初，宫崎对孙中山十分狐疑，后来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道出了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

data-filtered="filtered" 孙中山和宫崎滔天

通过交谈，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

宫崎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经界要人，而且为孙中山广作宣传，将他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

1905年，宫崎陪孙中山去找黄兴，双方一见如故，并在风乐园餐馆大吃一顿。20多天后，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被破例吸收为会员。

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生涯中，宫崎与孙中山、黄兴结下了深厚友谊。黄兴在回国革命时，曾将自己的儿子黄一欧交给宫崎照顾。当黄兴遭遇债务危机，被高利贷逼得四处躲避的时候，宫崎为他积极筹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在汉阳失陷后奔赴上海，到达镇江时，与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革命的宫崎相遇，黄兴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两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两位学生中有一位就是 *** 。

data-filtered="filtered" 宫崎滔天

宫崎与孙中山的交谊更不用说。宫崎并不是简单地崇拜孙中山，双方都把对方当成诤友。辛亥革命时，宫崎坚决反对孙中山、黄兴等人与袁世凯合作，强烈建议孙中山进行北伐。后来在著名的孙黄交恶事件中，宫崎直言，孙中山之所以与黄兴合作几十年后彼此交恶，两人不在于私心，而在于主义之争。面对这样的诤友，孙中山写下“推心置腹”四个字相赠，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称赞宫崎，这两幅字画今天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以见证宫崎与孙、黄二人的友谊。

1922年12月6日，51岁的宫崎滔天因病去世，在听闻噩耗之后，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

梅屋庄吉:操办孙中山与宋庆龄婚礼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一位生死之交，他不仅倾尽全力支援中国革命，而且还与孙中山结拜为义兄弟，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data-filtered="filtered"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

梅屋1868年生于日本长崎，15岁时就瞒着父母，一个人偷偷跑到中国，准备干一番大事业。19岁的时候，梅屋前往美国学习摄影，后来到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在香港，梅屋结识了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1895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准备进行反清起义，但缺乏经费与武器。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康德黎在一次宴会上，介绍孙中山与梅屋相识。孙中山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于是对孙中山说:“你发动革命吧，我将以最大努力用资金来帮助你!”

1905年，梅屋将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用于筹备中国同盟会，后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与初期运营经费也由梅屋提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梅屋不顾自己已经债台高筑，急忙变卖家产筹得28万款项，其中17万用于武昌起义军，另外的11万用于其他革命活动。与此同时，梅屋还派摄影师拍摄辛亥革命的场面，保存了起义的一些珍贵历史画面。

191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对于这场年龄相差、辈分有别的恋爱，孙中山的同事都不赞成。梅屋在了解了两人的真挚感情后，不仅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而且还积极筹备他们的婚礼。

data-filtered="filtered" 梅屋庄吉

1915年10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的婚礼在梅屋家中举行。结婚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与梅屋结拜为义兄弟，宋庆龄与梅屋夫人结为义姐妹。

后来，孙中山回国组织 *** ，但他与梅屋依旧信函不断。1924年，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梅屋，他问前来探望的日本友人:“烟波亭(梅屋的号)近况如何，前在神户未曾晤对，甚感遗憾。”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第二天梅屋就收到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唁电。听闻噩耗，梅屋悲痛万分。

1934年11月23日，梅屋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7岁。在葬礼上，中国 *** 特意送去 *** 旗和日章旗，以表彰梅屋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孙中山有几个女人？

对于美女，往往让人欲罢不能，国父孙中山就是这么一位。

担任日本第2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生于1855年的犬养毅是孙中州察山在日本相识数十年好友。他曾问孙中山最喜欢什么？孙中山回曰“革命”。犬养毅又追问，“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于是，孙中山毫不犹豫的答曰“女人”。犬养毅又再追问其次呢？孙中山则回复“书”。

犬养毅对孙中山说，“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孙中山如此坦白的看法，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那么，国父孙中山一生究竟有多少伴侣呢？

1、原配卢慕贞

1883年秋，17岁的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神像，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为息事宁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孙中山送往香港读书，后又到檀香山的大哥孙眉那里，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竟然负气不辞而别。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郑皮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良策。随后，他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于是，老乡卢慕贞就走进了孙中山的世界，两人于1885年5月26日结婚，婚后育有孙科、孙延和孙琬三人。

2、侧室陈粹芬

忙于革命的孙中山，在海内外吸引了很多年轻少女的崇拜，厦门同安姑娘陈粹芬就是这么一位。1891年，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教堂由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不久便成为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同居。从此，陈粹芬伴随孙中山海外奔忙革命，直到1912年秋，陈粹芬“功成身退”，离开孙中山。后定居在马来西亚，收养女一名，取名孙容。

3、夫人宋庆龄

宋家三姐妹，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都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他们俩对孙中山是崇拜有加，据说，宋霭龄、宋庆龄同时看上了孙中山还互相吃醋，但后来宋霭龄主动退出，嫁给了二婚头子孔祥熙。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与孙中山出走日本，直到生米煮成了熟饭，宋家才不得不接受现实。1915年，22岁的宋庆龄与49岁的孙中山结婚，孙中山当年与原配卢慕贞协议离婚。

4、情人浅田春

1897年，孙中山居住在横浜华侨温炳臣先生的家中，温炳臣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当时，孙中山因急需找一位贴身女佣，条件是年轻、美貌、品行端庄、有能力，还要会讲英语。这样，年仅15岁的浅田春走进了这个家庭做了女佣。没想到，孙中山与浅田春一见钟情。据 1900年（明治33年）9月21日，兵库县知事向外务大臣报告记载，“孙逸仙(34岁)与跟随者温炳臣(38岁)及浅田春(18岁，孙逸仙之妾)于昨(二十)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自横滨乘坐开往神户方向的火车，途径西京来神奈川，是日宿市内相生町三丁目加藤的旅馆。”可见，浅田春与孙中山的关系算是明确。

5、日籍夫人大月薰

1898年秋，因全家火灾，11岁的幼女大月薰与全家寄住在孙中山横滨山下町寓所的二楼。时正值孙中山流亡日本，一日大月薰在房里不慎打碎花瓶，水顺势流到一楼孙中山的房里。为此孙中山委托当时横滨华商兼翻译温炳臣上楼了解原委。父亲大月素堂出于歉意让大月薰下楼亲自道歉，由此大月薰与孙中山两人首次邂逅。

1902年，孙中山通过温炳臣向其父大月素堂提亲，当时男方37岁，女方14岁。大月素堂先以女儿年幼而拒绝，但后答应。两人一年后结婚。当时大月薰年方15岁，是横滨高等女子学校三年生。同时期，孙中山也在横滨与一位名叫浅田春的少女相恋。1906年5月12日大月薰生一女，名为冨美子。（后从夫姓宫川）。日语富美的发音ふみ也可写成汉字的文，表示纪念父亲孙中山（孙文）。孙中山在女儿出生前就因事离开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见过两母女。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大月熏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手札来往。于1970年往世，享年82岁。宫川富美子在出世后不久，由另外一个家庭收养抚养。孙中山在美国的亲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本太太所生的。

孙中山究竟有多少伴侣，这个说不清楚，一般孙家承认的，最后能入孙家家谱的也就只有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三人，甚至连革命伴侣陈粹芬也一时难入家谱，直到死后，墓志铭上写有“孙陈粹芬夫人墓”，才算是孙家人了。至于，日本籍夫人浅田春、册丛茄大月薰更是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黑龙会出版部，1936），至少有1300名日本人为辛亥革命（这个辛亥革命是广意的。）牺牲，其中有700名为黑龙会会员。孙文早年主张联日，孙文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头山满（1855—1944）：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一辈子看起来像个普通人，但从其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不难知他庞大隐密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力。他创建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亚洲互相提推携，以确保东洋和平，维护世界的文明）为宗旨的黑龙会（玄洋社）。1905年8月20日，在他和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犬养毅疏通外务省军部，掩护孙文等人逃往日本，并由他联系日本矿主安川锦一郎每月给孙中山提供1万日元费用。犬养毅（1855—1932）：支持孙文的日本首相。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并提供费用，派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赴广东调查秘密会党和孙文，9月他会晤孙文后把他介绍给日本政商界，还说服矿主平冈浩太郎按月提供给孙中山100日元生活费，后来，平冈浩太郎资助孙中山迁居至物渗纤麹町区平河五丁目30番地，并供应一切费用。在犬养毅等人支持下，孙文的革命势力有很大发展。1898年、1900年他两次建议康有为和孙文合作，因康有为反对而未遂。1900年，他为惠州起义代购过军火。1908年，他游历华南，与革命党人交换革命意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头山满等于1912年1月、3月两次专程奔赴南京，会晤孙文，坚持北伐，并建议孙文与黎元洪、岑春煊、康有为等合作反袁世凯。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九州贺城人。曾两次当选日本首相，五次出任日本外相等职。儿玉源太郎：（1852--1906），日本山口县周南市人。台湾第四任总督，满铁株式会社创立委员西长。田中义一（1864年-1929年），日本山口县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陆军大将，任参谋本部次长时协调孙文中华革命党与广西岑春煊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蔡锷梁启超喊闭的关系，以使他们在南方共同反袁，并向他们提供资金武器顾问等援助创造有利条件，即使不能推翻袁世凯也要在南方大量牵制吸引消耗中国军队兵力，掩护日本关东军和宗社党在满洲的行动，意还是在满洲，后任日本首相 。如熊秉坤《阳夏战争日记》，阵中日志9为日人协战记，《阳夏战争日记》有这种语言，九月初六日（当时用农历），旋有日本人（未遑记姓氏）来询致败之由，嗟叹不已。问此次有何人指挥，众以罗、熊二统领告。日人云：尔着一人同我去见世希（日本人），问一方略，再图恢复。即以罗统领督队，熊统领偕往。至世希宅，适伊外出，唯米氏洋人在家，即以地图见示。谓欲图恢复刘家庙，须先占据竞马场。若得竞马场，按地形判断，敌人必在刘家庙宿营，敌步哨必在第二火场，而我之步哨预设第一火场，至次日拂晓时先以步兵顺铁路而下，另支兵由竞马场两边小路抄攻刘家庙两端，炮队于竞马场向刘家庙射击，如此庶可恢复刘家庙。说毕，又以小幅军用地图见赠。并谓，前次攻刘家庙，何锡藩、姚金镛若照此图配备，不致有今日之殃。话毕而返，我军正与敌在大竞马场激战。日本之前一定程度上允许各革命组织在日本的存在是想分裂清国，让东亚出现多个国家，日本一开始认为辛亥之役能像太平军那样打上十几年，清国分裂成至少五个国家，满洲一个，华北一个，华中一个，华南一个，这十分符合他的大国政略，大国理想，他想领导亚洲，做大国，接着就是向清国和南方独立各省提供军火并向南方提供资金，希望清国和南方各省血拼，消耗力量，后来就变成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和南方各省的关系了。日本一看这场战争几个月就要结束了，汉人要大获全胜，罩仿就又想保全清国，清国即使发展最多是小而强，一个小民族统治着一个大民族，这个小民族想维持统治必须要压制这个大民族，因此这个国家不会太强，现在保留清国以后还有机会，以后搞中国就比较难了，新建立的中国则是真正的人口多，土地大，力量相比清国转眼翻10倍，一个独立统一强大的中国会阻碍甚至终结他的梦，于是想联合美英德法俄等进行干涉军事干涉，但美英德法都支持袁世凯认为袁世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同意，就这样还亡我之心不死，日本驻清国公使问袁世凯清国还有无君主立宪的可能，如果有日本一定鼎力支持，袁世凯告诉他我一向都是君主立宪主义者，然后他就去威胁南京临时政西府去了，接受君主立宪不然他就要出兵干涉了，后来感觉被袁世凯利用了。

国父与日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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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影视剧，媒体错误的演绎和宣传。造成很多国人认为，日本政府及民间人士全力支持孙逸仙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甚至有自媒体称孙先生为了获得日本等国的外援，不惜许下出卖中国主权的承诺。

笔者全文转发中国台湾民国史大师吴相湘先生作品，讲讲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对孙先生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 和“别人用心目的”。 特别注意吴相湘先生是如何利用大量史料，对 历史 问题进行考辩；如何让史料说话。

史料来源于《吴相湘文集》之《现代史事论述》第56-68页，1987年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

孙逸仙先生与日本的关系，国人大都有不正确认识，以为日本对孙先生倡导的革命运衡升动曾尽力援助。

事实上， 日本政府始终不是反对态度，就是运用两面策略，企图利用革命党来要挟清廷让予权利。 民间人士对孙先生的革命运动真正诚挚始终一贯相助的 只有宫崎寅藏一人，即犬养毅弊拦谨有时也不免态度游移。 至于其余的日本人更不必论。

孙先生革命意志起源于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 中日战争的失败对孙先生影响与刺激最大。 中日战争未爆发前三月，孙先生还请盛宣怀介谒李鸿章拟当面陈送 和平改造救国的四大纲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不幸朝鲜事件日趋紧张，李筹划大计，未暇接见。而孙先生南下不数月，中日双方宣战，满清海陆军均失败，孙先生因此认识“和平之手段不能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而人民因清军一败涂地，怨望之心愈推愈运，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孙先生把握民心，南下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旋北返香港结合同志积极准备在广州武装起义，以扩大声势。不幸各种联络未周，致告失败。幸脱险抵香港，律师告以恐难居留，应迅速离去。仓促之间没有直达檀岛轮船，只有一日本邮轮即日驶往横滨，孙先生虽不愿前往扶桑，但为保全性命以便卷土重来计， 不得不 与陈少白，郑士良赶上这一日轮离开香港。到横滨华侨居留地小住，组织兴中会分会后，立即乘轮赴檀香山。旋往美国西岸再经纽约转轮赴伦敦。

孙先生未料清廷已电令各地清吏注意他的行踪伺机逮捕押解回国，故毫无预防，以致甫抵伦敦即被监视，不一周就被诱入满清驻英使馆遭受囚禁。幸使馆英籍管家妇及一英籍男仆见孙先生举止毫无恶劣现象，本正直仁道精神将孙先生手书求救名片，送到孙在香港习医的业师康德黎伦敦寓所。经康德黎多方奔走，引起英国朝野注意，孙先生得获自由。

孙先生在伦敦读书前后两个年头，实际是九个月，努力阅读各种书刊。研读与实地观察心得，三民主义的主张因以完成，救国建国最高典则既已创立，必须回国积极展开革命工作。孙先生因即于1897年夏经加拿大东归，但香港有五年不准入境禁令，安南接近中国滇桂两省租基，活动便利，而一时未有适当友人可以联络， 不得已仍只得在日本横滨陈少白处暂住。 寄函香港政府请求取消禁令又不获准。当时，日本宪政内阁由大隈信任首相兼外相，犬养毅建议大隈派遣宫崎寅藏（又称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赴中国调查秘密结社情况，经大隈同意。

平山周因曾习英文，于孙先生伦敦蒙难时常见报刊上孙先生姓名，启行时报纸又刊出孙先生东归消息，故甫抵上海即赶往西书店寻觅参考书，得见孙先生手著《伦敦蒙难记》。购阅一过，认识孙先生志业。同时宫崎寅藏也自陈少白处获赠《伦敦蒙难记》。两人先后赶到香港，寻访与孙先生有关人士，几经周折得见香港道济会堂长老区凤墀（曾教孙先生习国学）。区为顾虑孙的安全，对这两日本人的询问，都用审慎语句答复。且邀王煜堂牧师（王宠惠博士的父亲）与宫崎等晤面，最后才改变态度，与宫崎等讨论孙先生居留何地比较安全等问题。平山周等极大保证孙先生居留日本的一切安全，并进一步提出援助中国革命意见。区凤墀才表示“弟始终必劝其联合贵国有志之士。阁下等回国与伊一见，定必水乳交融”。

一．居留扶桑初非心愿

平山周，宫崎赶回日本。以宫崎与陈少白熟识，故往陈住所探寻孙先生。不料正遇见孙先生。平山周当将区凤墀意见告知，孙表示：“这次急于返回祖国，是我决心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计拟在日本稍停即往安南，再设法潜入云南内地”，宫崎，平山当请孙先生详细考虑。翌日又来陪同孙乘车赴东京拜访犬养毅，结果决定暂时滞留东京计划。日本外务省次官曾加以反对，恐有碍对满清邦交。经犬养毅亲访大隈首相兼外相，请求谅解。商讨结果决定：援用外人居留地以外，特许聘用外人居留的方式办理。外务次官依旧反对，犬养毅又几度斡旋。1897年10月12日，东京府知府才正式签发侨民证， 由平山周租赁一居所，孙先生以其“语言教习”名义与他同居。

这是孙先生和日本民间人士来往的开端，事实上这些人都负有外务省的使命。从此和孙先生往来的日本人逐渐增加，自此以至孙先生逝世前和孙先生往来的日本人分子复杂，大约可分别为三类： 第一类群体是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如玄洋社的头山满，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等，他们的幕后是日本军阀。其目的在企图通过中国革命党关系以实现日本大陆政策。

第二类群体是 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如平冈浩太郎，大石正已等。他们背后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目的在企望获得中国市场和经济上的若干特权。

第三类群体 是民权主义的左翼分子，如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 他们幕后没有军阀财阀， 纯粹站在人类自由平等的立场上 ，对各国东侵及满清朝廷腐败无能感到痛恨，在大亚细亚友好主义之下，愿意伸出诚挚热情的手来与孙先生合作，援助中国革命党，使中国早日建立民主共和的独立国家， 间接的巩固日本的独立安全，再进而使中日友好合作以解救亚洲其他被压迫的弱小国家。

以上这三种群体， 第一，第二援助孙先生的革命都抱有某种企图，他们是在有利自己的条件下，才有意援助。反之，革命工作对其利益有冲突时，即不惜采取破坏或对抗革命运动的措施。只有第三群体，尤其宫崎寅藏是始终站在孙先生先生，为中国革命而吃苦尽瘁。

二．宫崎寅藏是惟一的始终同志

孙先生与宫崎自初晤，经过几次讨论后，宫崎衷心感佩“孙文有高尚的思想，卓拔的见识，远大的抱负，在我国（日本）之中能有几人可与相比？他实在是东亚的珍宝，我愿以自己的身心相许，协助他的革命事业”。 孙先生也推许宫崎是“今之侠客”，“方之虬髯，诚有过之”。 两人所以一见如故， 双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通过耶稣基督博爱互助的精神而结为坚实真诚的一体，比较一般日本人与孙先生来往是以利害相关自然完全不同。同时，宫崎寅藏深受其有节议精神又长武技的父亲影响，举止言行与我国江湖侠士相似，这也是孙先生赏识他与他肝胆相照的一个因素。

犬养毅曾说： “滔天（宫崎别号）实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汉， 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中国调查中国革命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中国革命党的同志 ，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任务，而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体”。可说写实。

宫崎寅藏对孙先生援助极多且都关系重要：1.自安顿孙先生在日居留后， 1900年惠州之役是一主角，曾代表孙先生自香港赴广州见李鸿章亲信人士商讨义和团运动在黄河流域起事 ，八国联军将迫使清太后及光绪帝出走，如李在广东独立，孙愿加协助。后又 往新加坡，拟说劝康有为。被康陷害致被英人监禁 ，虽不久即保释出狱，却已吃苦不少。孙先生不能在香港登陆，在舟中决定惠州起义大计。宫崎多所主张。

2.1902年，宫崎手撰《三十三年落花梦》，叙述本人半生生活以及援助孙先生革命工作情形。章士钊得见是书，即摘译为中文，书名《大革命家孙逸仙》，有章太炎题词。这 使当时国人尤其留日学生得以认识孙先生志业，为促成中国同盟会成立一大因素。

3.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先生自言是革命事业开一新纪元。才敢自信可及身亲见中华民国成立。关系重要如此。而中国人中以程家柽奔走联络各省留日学生最力，日人宫崎寅藏是促成的主要因素；黄兴与孙初次相见，即由宫崎陪往。 宋教仁等华兴会分子也是宫崎亲将孙先生志业说明，劝说中国各革命团体必须联合一体。故同盟会组成分子以华兴会会员最多。

4.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在湘赣边境起义未成，清廷震动，调停全国海陆军主力集中湘赣。袁世凯因密奏慈禧请令驻日使臣协商日本政府不准孙先生居留。孙先生决心赴安南，因将在日事务委托宫崎办理。而 宫崎坚拒东京神乐坡警署命令提供中国革命党情报 ，孙先生在美闻知，手函宫崎慰问：“ 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持，艰苦备尝如此，人人皆为感激奋励 ”。

5. 1910年孙先生化名至日本，隐居宫崎家，得与黄兴等同志商今后革命大计，但只居半月，日本政府即令离去。

6.1922年，日本报纸谣传孙先生亲美，又别说亲俄；这两相矛盾的事传说极盛。宫崎特亲往广州一见孙先生询问，孙先生坦诚答复这都是日本人无中生有！ 宫崎得此证明，特撰文刊载报纸加以澄清。对日本人了解孙先生真正意向，殊有影响。

三．平山周言行大不相同

平山周先宫崎到达香港，向区凤墀长老保证一切的也是他。返回日本经政府准许孙先生居留后，孙即与平山周同居一处。但 不半年，孙先生即迁居横滨与陈少白同居外人居留地。 这可能是 孙先生发现平山周与日本外务省关系，言行并不诚实所致。 果然，1900年8月22日，孙先生单独乘轮往上海，拟乘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机会，各派联合，举容闳为首领。孙并希望如有机会得见主持“东南自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言。不料被内田良平获悉，竟提出一“秘策”即乘此机会前往上海，南京，武昌谋李鸿章及刘张三人， 使“东南自保”局面破坏，日本可借机出兵。 经岛田经一，山田良政，平山周赞成。他们以为这一“秘策”必得孙先生同意，故当孙先生乘轮驶抵门司，平山周即向孙先生呈献这一“秘策”。当经 孙先生非常坚决的反对： “这是险着危道， 万一失败，君等固自身败灭，我革命党亦为之灭亡，千万不可行。 ”平山周等再三劝说， 孙始终强硬坚持反对立场，绝不为所动。 内田等只得中止一切活动，山田良政很后悔不应告知孙先生，径自实行，岂不痛快。

孙先生这一立场说明革命党究竟不同于“造反”“”扰乱“。国民革命顺乎天应，绝不是利用”惟恐天下不乱“。或故意制造纷乱以便革命活动。这样只有损伤苍生元气国家命脉。 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为救国建国，能为民族保存一份元气。即可为振兴中华增加一分力量。 但在别有用心的日本自然完全不同，所谓”中国愈弱愈便利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是年8月28日，轮抵上海，孙先生于翌日登陆。前往拜访英国驻沪领事。说明此行只在视察当地情况，英领当即告孙：唐才常等已失败，上海搜捕新党甚急，劝孙迅速离沪。9月1日，孙先生仍乘日轮返回日本，4日的抵达门司登陆。

孙先生此行原极秘密， 不料平山周在门司醉酒泄露。长崎报纸登载这一消息，致使上海清吏不劳而获这一情报。 特加注意搜捕。幸英领劝造迅速离开，未遭危险。

孙先生对平山周等殊为不满， 尤其日本政府冷酷待遇，极感难受。 故返日后即于9月25日自神户乘轮赴台湾，以加速惠州起义计划，孙可设法相机归国。

惠州起义不幸功败垂成。日本内阁改组，政策变更。孙先生不能再在台湾居留而一时又无处可去。只得仍住日本。从此（1900年）日本外务省有关中国革命活动档案中，即有众多报告，明显记录孙先生革命党人对于若干日本人不友好不忠实的严厉指责。

1907年春，孙先生得日本政府通知离去后。同盟会发生内讧，章太炎，陶成章等四处散发通启，宣布“孙文罪状“。使孙先生在南洋及美洲捐款活动大受影响。 平山周当时且推波助澜参加“倒孙”。 此较宫崎对孙先生的诚挚相且，真是天壤之别。

四．池享吉亲历镇南关之役

孙先生离开日本，原是久有这意向。嗣得与法国驻华武官司及安南总督等同意，允许孙往居留—这不是法国人崇高自由民主，而是利用这机会与孙先生接近，以获得中国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活动情况。孙先生既久有意以安南作革命起义基地，故将计就计，也可说互相利用。因此即于1907年前往安南河内设立机关，统筹一切大计。

早在1902年顷，孙先生在日本阅读一杂志刊载池享吉撰写《革命释义》一文，殊感深获我心，因其以日月地球运转为革命及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为论点，与近代西方人常用暴力推翻政府为革命不同（其实1930年刊《牛津 历史 原则辞典》中，对Revolution也是以日月地球运转为第一义即此字原始意义。至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列作第七义，自18世纪中叶以后始有这一意义），故特往拜访，两人旋为知已。孙先生决定离日前特邀请池享吉前往安南亲自视察中国革命活动情形，加以记载，流传世人，澄清误解。这是孙先生自倡导革命之始，即顾虑满清又不惜丧失国权，请外国出兵镇压革命军，如六七十年前请英人戈登率英兵攻击太平军一样。幸英人伶利本正义精神著《太平军战史》记述真相，稍稍澄清世人误解。池享吉接受这一邀请，在安南约一年，曾随同孙先生，黄兴，胡汉民等同往镇南关，回国后在报纸分期撰文报告实况，后汇集成《支那革命实见记》。 孙先生为撰序文指出：“吾 党 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 ”因此一书孙先生志业得以流传当时及后世。

武昌起义前，孙先生，黄兴等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共计10次，以安南为基地的4次。可见孙先生伦敦蒙难出险东归之初，原计以安南作起义根据地的主意非常正确，也是他早已研究中国地理的心得， 客居日本，隔海东望故国，无法行动，实在是万不得已。

五．桂太郎雄图未 克 实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只三月，即因国际国内情势所迫，辞职并推荐袁世凯自代。元年8月北上，与袁会晤，接受“全国铁路建筑督办”后遍游国内各地。民国二年初特往日本拟与其朝野正式会商协助中国建筑铁路工作， 并有相机“联日”意向。 这是日本军人政治家桂太郎于孙先生革命排满建立民国以后，曾特派人来南京对孙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孙先生这次到日本，正当他第三次组阁之际，政务忙碌，仍特邀孙先生密谈两次。桂太郎表示：“今后日本以及东方民族唯一生路惟有极力遮断美俄的联结，而尽力联德以打倒英国霸权。自鞑靼海峡至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胥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定。 但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故对孙先生志业，尤其劝告日本的策略，有“恰获我心之感”。力言“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 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如能如此，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 ”

不幸桂内阁不久倒台，桂太郎也未再起，且一病不起。新内阁仍旧以侵华政策为主。而中国传来宋教仁被刺死消息，孙先生只得迅速赶回上海应变。“二次革命”发生，以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致告失败。孙先生于事后忆述当时策略：“ 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愤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 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我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仰民党，必期中国永远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 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而正之者乎！ ”

从此，孙先生对日本恶感日甚 ，日人陷害革命党阴谋也花样百出。如孙先生讨袁之役时，日本极端份子意伪造两份文件，以作袁世凯宣传孙的“卖国”，而掩护他本身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重大丧权辱国。

六．两件重要的伪造文书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悬挂民国三年（1914年）5月孙先生致首相大隈重信密函一件，40余年前即经日人译日文发表，王芸生编《六十年之中国与日本》时又回译为中文。但数年前彭泽周博士亲往摄制这一密函影片，详细研究后发现 译文错误百出，断定是伪造，因全文不是孙先生手笔，签名和图章也与孙先生手笔不符。 彭泽周以为这一密函主旨在开放中国全国市场，以便“日本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输入中国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免税。彭泽周以为这一意见与日本“东亚同志会”向大隈内阁所提出的完全一致，故彭怀疑这是 出自东亚同志会之手，有意使大隈内阁对袁世凯要求“二十一条”产生极大帮助。大隈不但不援助孙先生的革命，反而将孙先生反袁计划向袁泄露，以向袁讨价还价。

是年3月，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又有孙先生致日本外务局长一密函，提出十一条让予权利，远比给予大隈信中所提出的多多。主要内容与“二十一条”颇多相似。包含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种种主权的让予。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对孙先生致大隈信即怀疑不是真实，因孙先生革命志业何致愿将中国重大权利让予日本，换取可望不可即的日本援助。 其他美国学人对是年3月孙先生致日外务省函件是伪造。 因是函所提出的让予远比后来致大隈信的让予多多，实不近情理。

加以同年7月10日孙先生复美国商人德崔克信：希望在美国招资在中国设立百货公司。这一信件力言外国银行操纵中国币制。“我们为摆脱这个灾难的办法是：革命政府一定要准备控制商业贸易。这样做，中国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

孙先生深切认识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的弊害，革命政府必须控制中国商业贸易。孙先生最初提出这一主张是年5月间，正当所谓致大隈信“愿开放中国全部市场，使日本独占贸易”。在同时，孙先生何致这样极端矛盾的观念。更可证明致 大隈信的伪造，日本为使袁世凯让步，不惜破坏孙先生声誉至于此极 ，曾发生很大影响。

不仅如此， 在孙先生“”护法“时期，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中国游说张勋 ，这与后来张勋发动”复辟“不无关系。 更以200万元资助满清官僚岑春煊在广东肇庆设立军务院，对抗北洋政府，梁启超，章士钊等都参加。而两广军队多 岑 旧部，致迫使军政府改组，孙先生不得不离粤（章太炎却站在孙先生这边，担任军政府秘书长，奔走云南四川促进护法运动）。

七．孙先生严正指责日本侵略中国

犬养毅于1897年孙先生初抵日本时，多所协助。 孙先生引为“知己” ，不意1907年孙先生被迫离日后，清廷实行所谓预备立宪，以缓和民心。 梁启超等乃将保皇党改组为政闻社，成立之日，犬养毅也参加祝贺 ，当时同盟会员数十人故意出席参加，准备破坏，梁启超演说时，同盟会员若干人蜂拥上台拟殴打梁，梁幸迅速逃避。犬养毅上台致词时， 张继即起立斥其自居为革命同志，今又参加保皇党变相改组的结社，何在首鼠两端。

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11月16日，孙先生闻犬养毅出任山本内阁文部大臣（相当于我教育部长），特手书长达3900余字的书翰寄犬养毅。此一文件曾经犬养毅女婿芳泽谦吉送还台北党史会，《国父全集》未见采录，而其他各地早已发表。今择其要点如下：

孙先生这一长翰， 以极严正态度对“知己”尽忠言，犬养毅是否有回信，愧未见有可靠文献。 但以一文部大臣只能于内阁会议发言，不能直接决策。故犬养毅即使接受孙先生忠言，内阁其他人士是否同意，仍是问题。

八．最后忠言：发扬东方王道文化

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12月，孙先生应邀北上，因上海一时无往天津轮船，只得取道日本神户转往。到神户时日本各团体欢迎，请孙先生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讲。孙先生当详细说明东方王道文化与西方霸道文化完全不同。所谓“大亚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审慎详择 ”。

这是孙先生生平最后一次到日本，这篇演讲也可说是对日本人最后的忠告。但日本政府正实行亚洲门罗主义，欲以亚洲主人自居，企图独霸中国，这番忠言自不免逆耳。而翌年3月孙先生逝世后，日本侵华益亟，田中义一主政时尤甚，于是有1928年济南惨案以至八年抗战，不断的侵略中国。1935年，犬养毅担任首相时，竟被军人刺死，其军人之嚣张可说是日益加甚，而日本终至无条件投降，孙先生预言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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