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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歌词(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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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歌词(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恶作剧歌词

以下最佳原创回答,由国学百科网整理收集。

1、歌词: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侵袭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你给的恶作剧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侵袭也许飘来好消息我才发现你很耀眼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你给的恶作剧2、《恶作剧》是2009年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其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中。


【恶作剧歌词】拓展阅读

恶作剧歌词(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恶作剧歌词(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八年前的这一天,澳大利亚乐队The Birthday Party的前吉他手,拥有两张完美的个人专辑却没来得及修炼成德艺双馨老艺术家的,我最喜欢的,罗兰·霍华德(Rowland S. Howard),正式退出人籍。

这篇文章献给他,生日派对者,忌日快乐。

▵脑残作者:艾斯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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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blinding

Autoluminescent

I am white heat

I am heaven-sent

罗兰·霍华德有一双令人心碎的眼睛。

这一点,看过他年轻时照片的人都能够明白。在Young Charlatans与The Birthday Party时期的罗兰,其相貌具有某种惊人的美丽,好像中古传说里柔软的少年,又有着精灵一般的冷漠疏离。

没有人会将这样的相貌称之为“英俊”,因为他五官上的缺点是那么明显。过短的下巴,鹰钩的长鼻子,颧骨因瘦削而分外突出,还有弧度下弯到近乎刻薄的嘴唇。不需要化妆或者特效,他可以在电影里饰演任何非人类的角色——可以是天使,是树妖,也可以是瑟兰迪尔的某个儿子;或者是,一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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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霍华德长得很像鬼,身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孤僻和凶险气质,仿佛生来伴随不祥的兆示。其人声音也是如此。罗兰有着非常美妙的男低音,词句温柔时沉重而含蓄;时而又乖戾残忍,一如其标志性的吉他音色,仿佛地狱里嘶卷肆虐的火舌。在这支厚重声线的背后,却是纤细易损到近乎女性化的外貌——他的大眼睛、虎牙和尖尖的耳朵,总让人想起童话故事里举着三叉戟、没什么害处的小恶魔。

如此异于常人,如此分裂。

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你能得到关于他在电吉他声音方面的独创性的一千种描述,极尽吹捧浮夸之至;在中文世界里,他亦往往总是作为"Nick Cave背后的吉他手"被人知晓,而其纵贯一生的大量创作却少有人关注,中文资料更是寥寥。因此,这篇文章写出来,基于近半年来的大量音视频/文字资料整理与翻译,原意是作为一个小传记为更多愿意了解他的人提供导引。但写到最后发现实在很难保持客观中正,唔……主要是作者太脑残的缘故。

无论如何,希望能对感兴趣的你提供一点帮助。

October Boy, born a little pointed

October Boy, with a witty tongue

October Boy, soon to be anointed

with a sonic gun

1959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医院,产科护士对眼前刚刚降生的小怪物感到惊奇——作为一个新生儿,他居然有明显的鼻子。小怪物没有哭,反而看着她笑了起来。

小怪物被取名叫罗兰,Rowland S. Howard。多年之后,当歌迷问起他中间名的“S.”代表什么,他说漏了嘴:“是Stuart。”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罗兰·斯图尔特·霍华德。但为了保持神秘感,让我们尊重其本人意见,依然使用缩写。

和姐姐Angela、弟弟Harry一起,罗兰很快长成了一名少年。父亲对他们的成长速度感到手足无措,而母亲则很高兴在三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灵敏、活泼,以及完全继承于自己的冒险精神。从小受到母亲音乐爱好的熏陶,罗兰被送去学习萨克斯管,并开始在同学的乐队Tootho & the Ring of Confidence里表演。但他显然不满足于此——很快,15岁的罗兰用萨克斯管换来了一把电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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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罗兰十分活跃,除了在学校里组织乐队演出外,还与朋友们合办了一本名叫《Pulp》的爱好者杂志,封面和logo则由他亲自设计——他想要成为一名商业设计师,揣着一只昂贵的Rotring钢笔四处招摇。

他也写乐评,频繁出入于当时在墨尔本很火的音乐场地Crystal Ballroom,观看各种新兴乐队演出,其中就包括Nick Cave的第一支乐队Boys Next Door。

此时朋克运动刚刚风行,地下丝绒和The Stooges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罗兰灌录了他们的磁带,制成精选集送给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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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友Genevieve,无敌可爱 (˶‾᷄ ⁻̫ ‾᷅˵)

正如日后人们所说的,"你永远可以指望Rowland来告诉你该读什么、该看什么——即使是作为一个年仅16岁的中学生,他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

1977年,罗兰遇到了Ollie Olson,一个有着古怪点子、爱好新奇事物的年轻人。两位同龄人一拍即合,分别离开本来的乐队,跑到悉尼寻找灵感。他们住在一间没有门没有厕所的破房子里,居然找到了鼓手Jeff Wegener和贝斯手Janine Hall(“一个来自新西兰的疯女人”),回墨尔本组建了乐队Young Charla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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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年轻的江湖骗子们”以罗兰和Ollie为核心,录制了十三首歌曲,很快赢得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他们是如此新鲜而特别,以至于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流行音乐和简单粗暴的朋克歌曲的听众,甚至认为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乐队。然而,1978年初,因“音乐理念不合”,罗兰与Ollie散伙儿。

此刻,因与Nick Cave等人相识已久,罗兰很快受邀加入了Boys Next Door,并为这一朋克乐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Though I live at 5135 Kensington Avenue

He lives at 5133

How can I ignore the boy next door

罗兰与Nick Cave相识于一个派对。这次相遇,据当事人回忆,它是这个样子的:

“Nick直接跑到我面前,把我壁咚在墙上。他明显嗑嗨了,刚刚从墙上徒手拆了一个水槽。他强烈要求我向他表明自己是不是一个朋克,但我最终摆脱了他。第二天晚上我在看一场演出,Nick又出现了,并为前一天的事向我再三道歉。然后,他递给我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指示了参加一个秘密派对的路线。我照着地图去了派对……结果前一天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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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Nick Cave和Rowland

许多人都是从Nick Cave那里第一次得知Rowland S. Howard这个名字。其余的那些,包括我自己,也大多在听说罗兰之前就接触过洞洞乐队Nick Cave & the Cavemen……不不,the Bad Seeds的歌曲。

“刚认识的时候,Rowland对我几乎是深深着迷——他觉得我身上有某种罕见的「傻瓜智者」气质,虽然现在可能只剩傻瓜的部分了,”在罗兰去世后的纪念影片《Autoluminescent》中,洞洞作为受访者,眉飞色舞开始了回忆杀:“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发现书柜上摆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简直失望透顶,一副受骗的样子:「你居然读这些书?我还以为你玩儿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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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罗兰作为吉他手加入了Boys Next Door,并参与了首张专辑《Door, Door》后半张曲目的录制。乐队由主唱Nick Cave,吉他手Mick Harvey,鼓手Phil Calvert和贝斯手Tracey Pew组成;罗兰·霍华德的加入,不仅为他们本来的学生朋克风注入了更为精巧的艺术触觉,更使其独特的吉他噪音成为其日后经典的辨识标志。

改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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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是他加入之前,我们所处的位置;这儿是有了Rowland之后……”尼克·洞手舞足蹈地描述:“两者之间几乎隔了一条海峡。”

正如之前在介绍乐队成员时所提到的,Boys Next Door本来就有一位吉他手;罗兰加入后,他们拥有了两把吉他——而这只会让乐队制造噩梦的能力双倍化。加上音量巨大、完全按照自身节奏行进的贝斯,在舞台上抽搐颠倒、仿佛用药过量的猫王般的主唱,极简主义般节制、却时而给人以突然惊吓的鼓,乐队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而古怪的张力,其音乐则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仿佛一头狂怒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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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经常在墨尔本城郊的圣科达演出,海边有很多漂亮的十九世纪建筑。但那里名声不太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毒品泛滥,”罗兰回忆道:“这让Boys Next Door的名字听起来格外像个冷笑话。”

1980年,名不副实的“邻家男孩儿们”决定离开澳洲大农村,前往伦敦发展,并改名为The Birthday Party,象征着乐队的新生。然而,当时充斥着盯鞋与泡泡糖摇滚的80年代英国音乐界,并未把这支来自土鳖袋鼠国的小乐队当回事儿。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就像一块小池塘里的大鱼,可等到真的如愿以偿去了英国,才发现自己成了大海里的一只青蛙。

在伦敦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Nick Cave不无愤懑地把英国本地乐队数落了一通:“你们这里的乐队都太懒了,一个月居然才演出一次!要知道,我们自己一周要演三四场。”顺便还痛斥了当时新兴的“盯鞋这种破烂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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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大不列颠岛碰了一鼻子灰、吃了一阵子土(乐队成员带着各自的女友总共十个人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房间里),饿到营养不良的The Birthday Party决定飞去大西洋彼岸追寻梦想。

没想到,落地后的第一场演出才进行了15分钟,就被紧急叫停——场方认为乐队意在制造一场危险的骚乱。第二场演出则因只来了一名观众而作罢,还是他们前一天认识、强行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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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rthday Party演出现场

我们来到美国,演出了三场,共计25分钟。”多年之后,罗兰提起这事儿还是耿耿于怀:“我的天,那感觉可真是太美妙了。”

乐队在灯塔国的镀金之旅结束,虽然不算成功,回到英国后却反而大受欢迎,在澳洲老家更是一夜之间成为了扬眉吐气的出口国宝——看来崇洋媚外的心理在各国人民中普遍存在。但此时,The Birthday Party对“死气沉沉的英美音乐圈”已经失望透顶,毅然搬到了德国——终于,在西柏林,他们收获了最热情的观众。

Exit everything

Nodding dogs and valium

Let's make this whole world spin like a top

And then stop

冷战后期的西柏林,整座城市卷裹在一股魔幻现实主义氛围之中。它是核恐怖时代末日阴影的最前线,也是一系列变革方兴未艾的狂热派对天堂;它兼具近乎濒死的快乐,与寂静的绝望的新生。而这恰恰与The Birthday Party的矛盾气质不谋而合。

影片《柏林苍穹下》的导演维姆·文德斯这样说:“我一直在寻找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的声音。而这群人仿佛来自于另一个星球,完全就是当时西柏林听起来的样子。”

何止如此。在1982年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Junkyard》发行前后,The Birthday Party几乎成了整个欧洲地下音乐界最重要的存在。人人都在模仿乐队成员的打扮,因为他们看起来酷极了——没错,这群来自澳大利亚的新世界移民后裔,顶着乱糟糟的刺猬头,穿着紧窄的黑色西装和夸张的尖头皮鞋,居然引领了古老欧洲国家一时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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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吸血鬼:无论是仿佛双胞胎般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主唱和吉他手,外型清秀乖巧却哑巴一样沉默的鼓手,还是穿渔网衫戴牛仔帽、凶狠强壮性感非常的贝斯手。他们的行动也完全符合吸血鬼的特质:每晚太阳落山之后,乐队就开始演出,当演出结束舞台灯光熄灭,他们一言不发便立刻消失。你不可能指望在光天化日之下捕捉到他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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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遵循“摇滚乐队”这一物质的元素周期,The Birthday Party的故事也在鼎盛之际戛然而止。导致乐队解散的因素太过繁杂:原鼓手被开除、贝斯手入狱;毒品的滥用;创作上的停滞;以及最重要的,Nick Cave与罗兰·霍华德两之间的日渐疏远。

“一开始,我们喜欢的绝对是同一类东西——左翼文学,达达主义……Rowland是杜尚的超级迷弟,还有阿尔弗雷德·雅里,这些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他的创作,”回忆起两人分歧的根源,尼克·洞语:“但后来,我转向了另一条路径,而他却继续着音乐上的荒诞主义,歌词越来越晦奥,吉他声响也愈发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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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 <Jennifer's Veil> 录制视频

乐队摄于歌曲 <Jennifer’s Veil> 录制期间的唯一后台视频,刚巧记录下了成员之间关系的冷却。隔着一层电脑屏幕一层镜头玻璃,你依然能嗅到录音室空气里的尴尬与敌对感。据Mick Harvey事后回忆:“那时Rowland是乐队歌曲主要的来源,但Nick有自己的想法。有阵子我们在录音室里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任何成果,因为Nick每天一走进棚子就蹲在角落,抓着头发默默念叨,说他唱不了这个。”

1983年,在录制最后一张EP《Mutiny!》时,Nick带来了他的新朋友,德国乐队Einstürzende Neubauten的吉他手Blixa Bargeld,并把后者写进了创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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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xa和洞洞,也是非常可爱了

“我当时想,为了表示愤怒与失望,我得消失一天,”傲娇如罗兰·霍华德,回忆起最后的导火索也忍不住尴尬:“但结果是,我整整八天没去录音。”在那之前,The Birthday Party已经四个月没有任何动作。Mick Harvey意识到乐队已走入死局,委婉提出大家先休整一段时间。Nick对此的反应很极端,在电话中直接决定解散乐队。

虽然早已预料到这会是最终的结局,罗兰却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以至于备受打击:“几乎像是一场离婚。那时候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来自乐队,这让我感觉像是被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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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他躲在家里无事可做,除了看电视,就是听人们说尼克·洞带着乐队四处巡演的消息,简直开始怀疑人生。终于,Mick Harvey发现了他那副惨兮兮的样子,决定伸出援手,邀请他加入另一位澳洲老乡的乐队:Crime & the City Solution

I'm a fly in the ointment

Your constant disappointment

Just because I can

Be a wayward man

如果维姆·文德斯说话靠谱,那么,80年代的西柏林就是一座被袋鼠国音乐人占领的城市。作为文德斯写给自己家乡城市的情书,《柏林苍穹下》里一共展现了两支乐队——以Nick Cave为卖点的The Bad Seeds,和以罗兰为卖点的Crime & the City Solution,都是正八经儿的……唔,非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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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87年影片上映之时,罗兰已经离开了Crime & the City Solution。虽然参与了乐队首张录音室专辑《Room of Lights》,并写出他们最为著名的单曲 <Six Bells Chime>,罗兰在Crime & the City Solution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就像一头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解释道:“在音乐上,我必须时时刻刻限制自己,否则就会打碎连接一切的、精致又脆弱的框架。至于其他方面……Simon总是让我把音量调小,原因是我的吉他和他的嗓音在同一个「声学频率」上——(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的确,他并非乐队的主创,半途加入却又受到太多关注,这自然令乐队真正的发起人,主唱Simon Bonney感到不爽。说起此人,人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柏林苍穹下》中那个穿着露脐装配皮裤、妖娆扭曲的尬舞形象。同样如丧考妣的野狗嗓,同样状若癫痫的肢体语言,只是更加阴柔、更加慢动作,以至于影片中的Simon Bonney看起来几乎像是Nick Cave的拙劣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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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这位主唱顶着一张酷似金城武的偶像包袱脸,以其独树一帜的“喝醉的母狒狒”式唱演风格,在贵圈十八线叫好不叫座坚持了三十余年,还是很具有原创性与艺术自觉的。他在早年就成立过一系列名字以Crime为开头的乐队,后来固定下来的Crime & the City Solution,虽然人员几经变更,最终总会以他和妻子(小提琴手兼词作人Bronwyn Adams)为核心重组,甚至在2013年还发行了新专辑。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袋鼠国音乐人的超强续航能力,而且始终保持后台应用活跃,跟某些活着只为喘气儿敛财睡粉臭不要脸的金立待机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随着Crime & the City Solution在柏林地下音乐界成为一时间的热议对象,主唱对罗兰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很快,罗兰·霍华德同学迎来了他乐手生涯之中第三次被甩。“我接到了Simon的电话,说乐队已经开始了新专辑的录制,并告诉我不用来了,”罗兰回忆道:“这对我来说棒极了,好像突然间卸下了重担。”

的确,这一次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准备属于他自己的乐队,These Immortal Souls,一个最大程度允许他发挥创作自由的地方。

You must allow me my significance

You must allow my seventh sense

I'm never gonna die again

I am the spreading stain

These Immortal Souls的第一支单曲叫 <Marry Me (Lie! Lie!)>。很奇妙地,The Birthday Party在1982年的John Peel Session时也录有一首由Nick Cave演唱的同名歌曲,在末尾处,附加了一段罗兰低声哼唱的音轨小样。“Marry me/ I may be a lie/ Marry me and tell me the day that I die/ Who’s got our future, little one?”时隔五年,这段甜蜜的、恶作剧式的歌词,祷咒般萦绕不去的旋律,才终于以独立的形态面世。

与在The Birthday Party时期艰深隐晦、尽显荒诞派作风的作品不同,罗兰为These Immortal Souls准备的歌曲更富于感性化的表达。第一次,他失去了沉默所赋予的神秘感,开始真正透过音乐表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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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mmortal Souls

作为主唱,他在麦克风前定住了,他一板一眼地弹琴,他在唱歌时闭上眼睛。他放弃了在舞台边缘凹造型的吉他手特权,留给台下观众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高瘦凶险的侧像。

1987年,These Immortal Souls的首张专辑《Get Lost (Don’t Lie!)》在欧洲发行,在评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女友兼键盘手Genevieve McGuckin的钢琴伴奏成为专辑中最突出的亮点,几乎完全悬离于歌曲之外,却又如幽灵般始终追随在人声左右,伴着贝斯和鼓制造出空旷而狭长的声场,最终在听者头顶构成一道不断旋转、不断坍覆的金字塔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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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衰神的长期寄居体,这一次罗兰依然没能交上好运。虽然抱上了美国金主爸爸SST唱片的大腿,但巡演与录制过程中的问题层出不穷,使得乐队的第二张专辑《I’m Never Gonna Die Again》拖延了五年之久才得以问世。

“我们去德国的一个录音棚呆了几周,成品效果像从纸壳箱子里录的,我们只好拿着磁带回到旅馆,想回英国重新找一个靠谱的制作人。在我们走进大堂的那一刻,旅馆老板就冲了上来,说,「你们手里东西太多了,来来来,我帮你们拿着」——下一秒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把磁带锁进了保险柜,转身对我们说,「除非你们把住宿费用结清了,不然别想拿回这些磁带。」

“至于唱片公司?他们可一分钱都没有——既没钱付旅馆,也没钱找录音棚,更别提付给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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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随后的美国巡演亦十分凄惨,全程跟着Sonic Youth出现。正是后者把他们推荐给自家老板SST,但对“给后辈暖场”这种事,内心傲慢臭屁如罗兰·霍华德自然暗暗不爽。

随着鼓手的单飞,乐队陷入停摆,接近三年毫无动作,只在Tom Waits的致敬合辑中贡献了一首翻唱 <You Can’t Unring A Bell>(但那是一首完美的、杰出的、几乎全新谱曲的翻唱)。1995年他们回到澳大利亚,在进行了零星几场演出后,罗兰决定解散These Immortal Souls。

You're in your houseboat

Me, I'm in my tree

Oh good lord, baby

Ain't it great to be free

对于罗兰而言,乐队似乎是一道永恒的枷锁。他仿佛永远不满足于呆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上,倒经常把正经队友晾在一边儿,将自己的精力用于各种side-projects。最夸张的是1986年,罗兰一边在Crime & the City Solution里弹吉他,一边筹备These Immortal Souls,还要抽空客座尼克·洞的专辑录制与现场演出,此外居然还分别跟两位好朋友合作了两张备受好评的专辑。

类似的恶劣行径,在其长达三十五年的不务正业生涯中还有很多,本文只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介绍:与Lydia Lunch的长期合作,以及与Nikki Sudden的专辑《Kiss You Kidnapped Charabanc》。

⇲ with Lydia Lunch

女王大人Lydia与罗兰的相识,被美国著名狗媒Pitchfork形容为:“一个奇葩女孩遇到她生命中的那个巨他妈奇葩的王子,他们从此幸福快乐地奔向夕阳……创作出令你母亲哭泣的音乐。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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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Lydia的自述,则是她无意间听到了罗兰的音乐,便二话不说从美国动身去德国找他。“我打开门,Lydia就站在我们家台阶上,说要见Rowly,”据罗兰女友Genevieve回忆:“我让她进来,她居然直接转过身对我说——‘拜托你回避一下,我需要单独跟他聊聊。’”

这次见面细节不可考,但想必十分愉快,因为它直接促成了两人1982年对Lee Hazlewood与Nancy Sinatra经典合唱歌曲 <Some Velvet Morning> 的改编,成为了这首歌众多翻唱版本中最瘆人的一个。同年,两人连同Genevieve及The Birthday Party众人录制了一些歌曲,直到1987年才由Lydia重新制作、整理成专辑《Honeymoon In Red》,在她自己的厂牌下发行。

1991年,Lydia回到家乡新奥尔良,把罗兰叫来录制了《Shotgun Wedding》。这张充斥着黑色浪漫的专辑,延续了两人在 <Some Velvet Morning> 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同时又受到美国南方地理环境的影响,融入了浓郁的老式蓝调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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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Nikki Sudden

罗兰与Nikki Sudden的合作,则源于Nikki的颜控本质:他在罗兰这个澳大利亚人身上发现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旧贵族气质,于是邀请他共同写歌。这张1988年的《Kiss You Kidnapped Charabanc》是我个人最常听的专辑之一。标题看似诡谲深远别有用意,其实只是两人当时阅读的书籍名字拼贴。

这是一张几乎完全由原声乐器支撑的专辑,民谣味儿很重,对罗兰来说是全新的尝试:除了传统三大件儿外,他在其中还演奏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乐器,包括德西玛琴(Dulcimers)、苏格兰风笛、簧风琴和布祖基琴。专辑中最为抢眼的,则是从头到尾回环鸣响的滑棒音,仿佛将人拽入一场黄昏时刻的祭祀,又似乎从林间飘荡到人世的、来自大萧条时期的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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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i Sudden与罗兰……唔,背影

对我来说,这张专辑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感谢Nikki Sudden,强烈要求罗兰认领一半的曲目演唱。经历几位前任主唱摧残的霍华德同学,如果不是有这位老好人的鼓励,恐怕都对“亲自唱歌”这件事儿有心理阴影了,所以我们发现These Immortal Souls首专里他那阴瘆瘆的歌声实在不敢恭维;然而,自从这张《Kiss You Kidnapped Charabanc》开始,他仿佛突然开窍,初次展现了日后他两张个人专辑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

罗兰·霍华德的声音里有种异常安谧的气质,是厌世的,懒散的,保持距离的。他从不像一个典型的乐队主唱那样富于戏剧性,拥有过山车似的变化;相反,他唱歌时总是一顿一顿的,带着沉重的呼吸声,几乎单调地倾诉着自传式的歌词——有趣的是,在《I’m Never Gonna Die Again》之前,他的歌词还仿佛取自中世纪炼金术士的邪典,尽是英语母语者都未必认得的生僻字眼;其后却突然逆转风格,变得不经修饰、直白而诚恳。

而他的一字一句都令人心碎。

Everybody knows

that I've fucked up badly

I'm just hanging on

by the length of my nose

罗兰厌恶伦敦。这座十几年前他与The Birthday Party众人购买单程票前往的城市,如今只剩下令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回忆。由于毒品问题,相恋多年的女友Genevieve与他分手,弟弟Harry也与他陷入冷战。

“我们当年搬到伦敦是为了写歌,但讽刺的是,后来我在那里的生活太痛苦了,以至于什么都写不出来,”他说:“于是我想,是时候离开了。”

就这样,罗兰回到了家乡墨尔本。此时澳大利亚的音乐圈进入了极为活跃的良性发展时期,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很棒的新人乐队,并为他们其中的两支担任了专辑制作人。与此同时,他遇到了一位从事编辑行业的单亲妈妈Jane Usher,迅速地陷入爱情,并开始了一段持续几年的婚姻。

那是一段幸福平静的日子:1998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Teenage Snuff Film》发行,让世人们认识到,在这位“前生日派对吉他手”的声音里,有着丝毫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之前乐队的痛感与美丽;妻子Jane每天开车上班,顺路把他送到音乐场地,下班后则会来看他演出,像故事里每一对儿幸福的情侣那样,结束后再一起回家;他甚至成了一个四岁男孩的父亲。

“我最快乐的儿时记忆,就是与Rowland一起生活的那几年……他是那种完美的父亲,”继子Tom回忆道:“即使作为成年人,他也从未忘记如何做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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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唯一一个从未失去清澈眼神的人

然而很快Jane发现,罗兰仍在使用海洛因。2003年,44岁的他被医生告知,长期与人混用注射器导致的丙型肝炎已经引发了严重的器官衰竭,肝脏的状况相当于一位74岁的酗酒者。“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帮他戒毒,”Jane回忆道:“我们甚至试着让他每隔两周使用一次,但最后我自己也惹上了麻烦……”为了保护Tom不受沾染,两人只好离婚。

生活再一次变得糟透了。婚姻的破裂无以挽回,与继子的疏远更是令罗兰伤透了心。偏偏在此时,他向来亲近的母亲因病去世,而父亲则依然无法原谅他对摇滚乐道路的选择。失去一切的罗兰·霍华德,似乎真成了一个离群索居的吸血鬼,开始更加疯狂地注射海洛因。此时的他终于深信,自己就是不幸的渊薮,厄运的根源,是一个终极的失败者;他亲手搞砸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再也不配得到任何更好的。

“事情也有积极的一面,” 罗兰日后回忆,仍是自嘲:“那就是终于有一天,生活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以至于我连出门买毒品都觉得费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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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戒毒。本来就十分消瘦的他,这下更是从一道闪电迅速脱脂成了一根电线。他变得脸色惨灰,皮肤开始渗血。医生建议他放弃,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无法承受戒断的折磨,反正也没几年活头儿,何必急着送死。

可他终究是坚持过来了,于是我们看到他照片里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依然带着嘴角下撇的、又甜蜜又轻蔑的笑——罗兰·霍华德戒掉了海洛因,但与此同时,等待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On this planet of perpetual sorrows

I found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girls

She's as pure and white

and bright as tomorrow

一切都仿佛有了起色。在得知他戒毒的消息之后,亲人朋友们纷纷回到罗兰身边;分手后依然作为最亲密朋友的Genevieve,更是在整个戒毒过程中伴随他左右,给予鼓励与帮助。2009年10月,罗兰生前最后的个人专辑《Pop Crimes》问世,被称为其终生酝酿的最佳作品,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他甚至遇到了一个叫Bianca的年轻女孩,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拥抱。

“Rowly兴冲冲地告诉我,他遇到了一个对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让我见见她,”在纪录片的采访中,Genevieve抿着嘴笑道:“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被人像那样拥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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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Autoluminescent 截图

“在认识Rowland之前,我就是他的终极迷妹了。所以,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说,唔,这个我不确定…… ”罗兰葬礼上,Bianca作为最后一位致词人,只说了一段话便泣不成声:“于是我的第二句话变成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吉他手!」——这一次,他微笑着说了谢谢。 ”

是的,我们最终谈到了葬礼。

一切都仿佛有了起色,除了他的健康。此时罗兰的肝病已经发生癌变,身体每况愈下。他在专辑宣传演出中咯血,表演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断。对此,他在采访中不加隐瞒,却时常坦然到像是在刻意轻描淡写。当被人问及病情对新专辑创作的影响,他只是说身体上的不适让他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歌词写得很慢,所以新专辑“拖延了很久”;但当人家抱着问出几年的心态追问“有多久”,他却回答“一两个月”,其不给面子的程度,一如既往地傲娇。

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原定的演出计划逐一取消。他退出了舞台,搬进了医院。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主持人问他会不会来新西兰演出,他说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或许吧,等我感觉好点儿的时候。”

我为新西兰乐迷感到遗憾。

2009年结束的那天清晨,澳大利亚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登载了他的讣告。

恶作剧歌词(生日派对者的忌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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